我这辈子得到了很多的爱，但我更想说的是我和黄永凯老师之间的故事。
　　从缅甸回到福州读书
　　1953年，父亲作为缅甸啤甸啤谬县的华侨领袖，第一次带领当地的华侨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观礼，我和弟弟也在代表团里，不过我们俩没有去北京，而是回到了祖籍地——福州市闽侯县。
　　父亲将我和弟弟送回家乡，目的是要我们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因为啤谬县是缅甸偏远的地方，没有一所华文学校，平日里，我和弟弟的教育由父亲传授，他只能教我们一些很简单的知识，更多的时候是请一位先生到家来教书，这位老师有时候来，有时候不能来，我的学习断断续续，反复无常，“私塾”式教育终究不是好办法，父亲最后还是咬咬牙，把我和弟弟送回国。
　　到了家乡后，弟弟留在奶奶身旁，我来到福州第九中学内的象山小学读书。那时，在福州我没有任何亲戚，小学又没有寄宿，当时的福州市侨联主席林云涛知道后，让我寄住在他家，这让我真正体会到回家的感觉。面对这位非亲非故的侨联主席，我感到庆幸，庆幸我是中国人，庆幸我是福州人。
　　参加全国中学生跳水比赛
　　小学毕业后，我在福州第九中学的初中部读书，这时我就寄宿在学校的学生宿舍，开始在另一种环境中生活。
　　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我比同龄人长得都高，加上我在缅甸时就学会了游泳，学校就让我参加跳水训练。
　　父亲在啤谬县的南勃大街上开了一家手表店，店名叫陈瑞德，这是他本人的名字。小店一般只开半天，下午他要么陪我读书，要么就带我到河里游泳，说实话，我最爱到河里游泳，那宽阔的河面，那漂浮的白云，那戏水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尤其与父亲一同游泳，更感到无比快乐。
　　到了初中即将毕业时，我的游泳训练和比赛变得更多了，那时全国召开28个城市中学生跳水比赛，这是一个很大的赛事，有跳水项目的学校都加紧训练，想要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学生跳水比赛中得到好名次。
　　可就在这毕业的关键时期，我不能同时兼顾学习和训练，很快成绩下降了，那时的高中的考试很严格，升学率很低，像我这样大块大块时间都用于比赛和训练，考上高中很难。
　　代课老师黄永凯为我补课
　　其实还有一个人比我还着急，他就是我的语文代课老师黄永凯。
　　黄老师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眼镜的后面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脸庞显得消瘦，虽然他很少有笑脸，但他和蔼的表情让人感到可亲。也许是因为缺课很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主动找我，商量补课的事。
　　从那以后，黄老师每天都在我训练之后来为我补课，当时他也住在学校，为我补课花费了所有业余时间，当时我的年纪还小，不懂得如何感谢老师，但只觉得这位老师很好。
　　大家觉得黄老师教的课很好，他在授课时总会贯穿些故事和知识在其中，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知识，还可让大家展开想象，拓开视野。让大家不明白的是，黄老师的年纪也不小了，教学的水平那么的高，可怎么还是一位代课老师呢？
　　初中毕业考，虽然我的成绩比平时提高了很多，但离高中录取还有一点距离，幸好我在全国中学生跳水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作为弥补，我被教育局保送到了高中，就读在福州第二中学。
　　比赛回来却见不到代课老师
　　我从大连比赛回来时，黄老师已经离开了学校，知道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过，在从大连回福州的路上，就想好了要向老师报告我的比赛情况，要当面谢谢他对我的帮助，更要谢谢他——当我生活所依靠的每月从缅甸的侨汇突然中断后，是黄老师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给了我，让我度过了那一段困难时期。没想到他离开了学校，面对他曾经上过的课堂、用过的讲台、写过的黑板，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寂寞，更没想到的是黄老师一句话、一个字都没留下，就离开了我们。
　　有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拿了一块手表给我，说是黄老师临走时托付他，要他在我比赛回来后交给我，原来这块手表是父亲从缅甸回国，路过福州来看望我，没料到我正好在大连比赛，于是父亲就将手上的一块梅花表脱下，交给黄老师，请他转交给我。
　　看到这手表，我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这里不仅有深深的父爱，还有铭刻心里的老师恩情，如果不是后来为了帮助弟弟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我绝不会让这块手表离开我。
　　事后，我才知道黄老师因为他父亲的原因，被开除了公职。他父亲早年曾任北洋军阀的司法部主事，后又在福建仙游、莆田、晋江等地任县长，在肃反运动中被认定有罪，而黄老师因包庇而受到牵连。没有了公职，黄老师只能靠代课为生，他这辈子是在漂泊中度过的，居无定所，陪伴他的就是讲台、课桌和那一卷铺盖。
　　30年后见到了黄老师
　　一晃30年就过去了，我从婷婷玉立的女孩变成了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高中还没毕业，我被调到了福州军区体育代表队，担任跳水运动员，随后来到总医院工作，在一次联欢会上我认识了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随后我们相爱并结婚，丈夫转业到福建省第六建筑公司后，我也离开了军队，与他在同一公司工作。14年后，我的爱人得病不幸逝世，这让我痛苦了很久，我始终不能忘记他给我的爱情，给我的关怀，我告诉自己，即使爱人已走，但我要伺候他父亲到最后，并且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长。
　　1985年的一天，两位中学同学找到我，他们告诉我说，“失踪”多年的黄老师找到了，黄老师的历史问题在1982年就平反了，现在恢复了他的公职，并享受离休待遇。这无疑解开了缠绕在心头30多年的疑惑，30年前，人们说他有历史问题，我就很疑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
　　在欢聚会上，我听到黄老师第一次讲述他的经历，在这30年里，他最好的工作就是替人代课，有时没有课代，只能去打粗工，挑土、打石头样样都做，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日子，起初他也有过几次的恋爱，但都失败了，到了后来他再也不敢奢望自己有爱情或有婚姻。
　　也是在这次欢聚会上，我为黄老师的遭遇感到震惊，一种怜悯袭上心头，一股热泪涌满眼眶，我不知要对这位历经苦难的人说什么，只能默默在心里祝福他能有个幸福的晚年。
　　63岁的老师终于走进了婚姻
　　也许上天就选择有这种“祝福”想法的人来完成这个夙愿。其实早在这次聚会之间，同学们就和黄老师有了第一次会面，当时我没参加，黄老师对分别30年的学生印象不是很深，但却记着我，他询问我的情况。正式聚会后，同学们还委派我和另一位同学一道去仙游看望过他。有一次他来福州，到我工作单位找我，正巧我不在，于是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告知他暂住在福州的地址。当我知道他来福州的消息后，生怕他急匆匆地来，又急匆匆地去，连午饭都来不及吃，赶忙奔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
　　这次他来福州是住在同学家，他的同学名叫郑义平，和黄老师都是台湾大学的同学，让我吃惊的是，黄老师居然还就读过中国著名的大学，难怪他的教学水平有那么高。
　　就在这里，他的同学郑义平背着他向我提出了请求，要我与黄老师结“百年之好”，对这事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这让我心跳了很久，我和黄老师相差15岁，而之前仅是师生关系，要转成婚姻关系，的确有点难，但面对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面对一位曾经对我关怀关爱的恩师，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个晚年的家。
　　1988年的5月1日，63岁的黄永凯老师和我一同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灿烂的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
　　17年后，黄老师因病离开了我，但我没有悲伤，我把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和回忆录编成书，以此告诉世人，他在关怀他人的同时，他也在得到爱，因为爱是共同酿造的，只有这样的爱才是美丽的。
　　(来源：福建侨报　陈育英/口述　林小宇/撰文  陈育英，女，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侨联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