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我年轻时爱打篮球,身高1.68米,不知什么时候,被部队的人看上,要招我参军当运动员,还好当时高校恢复了,我上了大学。如果当了运动员,我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
(一)
我1949年生于东北大连,那时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社会安定,百废俱兴。我的父亲叫王成怀,母亲叫毕锡正,他们都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父亲进行的病毒与生物制品研究开展得很顺利,成果丰硕,多次受到政府表彰。
我小时候有事没事都爱往父亲的书房里溜,看父亲埋头钻研、写作,还常常翻看父亲案头的书藉。父亲也不失时机地向我讲解分子、细胞、病毒等生物学、化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就这样日愈一日,在不知不觉的耳濡目染下,我与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世间历来有“子承父业”一说,我却是“女承父业”,我今天能有成就,与其说我传承了父亲的化学基因,不如说是父亲给了我榜样。父亲给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启蒙教育,还为我献身科学、报效祖国和不畏险阻、刻苦攀登树立了榜样。父亲是我终生的偶像,他是一个献身于科学与人类健康的优秀的科学家。
1959年,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内迁到兰州,支援西部建设,我们也举家来到西北,大海日出与大漠落日同样壮丽,但生活环境却相差甚远。大海的风是湿润的,大漠的风是粗厉的。感谢大海的风,给了我女儿的秀丽,也感谢大漠的风,给了我巾帼的英气。
我念高一时,“文革”发生了,学校停课,“知识无用论”让一代青少年的心田成了荒漠。就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尘嚣中,我端坐在父亲的书房中,吮吸着知识的营养。感谢父亲,他给我的是书斋,而不是闺房。
都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但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幸运儿,人生的路顺风顺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我随大流到了甘肃庆阳地区插队。别人与天斗、与地斗,我因为肚子里有文化水,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当了两年“孩子王”,招工的来了,我回到兰州,在一家低压电器厂当冲压工。
工余,我除了爱读书,还爱打篮球,身材高,爆发力和耐力又强,在场上横冲直撞,观众直喝彩,远远近近都知道低压厂有个王小如篮球打得好,惹得兰州空军体工队找上门来,让我参军当篮球运动员。
招专业运动员如同招干,这在当时是跳龙门的好机会,许多人求之不得,但我知道此一去,这辈子恐怕将无缘于化学。我跑去问父亲,请他帮我决断,父亲说:“孩子,人生的路很长,要看得远,才能走得正。”
父亲的话,使我彷徨、犹豫的心安静下来。于是,中国少了一个篮球运动员,多了一位女化学家。
(二)
春风化雨,大学复办,我被工厂推荐到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成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地质勘探公司检验室,在那里工作了3年。
1978年,我又从西北回到东北,那是因为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成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
在长春应化所,我的导师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黄本立。命运真的很垂青于我,让我遇到了黄本立,他不仅是中国优秀的化学家、导师,还是优秀的伯乐。在黄本立的推荐下,1982年,我得以赴美国麻省大学化学系留学的机会,1987年我在麻省大学获博士学位。
接下来,我又在麻省大学进行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写了不少有创见的论文,很得导师赏识。
从1982年到1988年,我前后在美国学习、生活了7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也算是一个华侨了。我的导师告诉我,我有条件在美国定居下来,并且很容易加入美国籍。他希望我能留下来。我的导师不说我也知道,我认识的一些访问学者已在美国定居下来,有了不错的工作,车子、别墅也有了。我想,我如果留下来,境遇不会比他们差。
但是,我不能答应我的导师,我不能留在美国。因为,首先我不能负我父亲。当年去美国时,父亲与我约法三章:一是要爱国;二是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三是学成要回国。我答应了,如果我不回来,就是不听父亲的话,是大不孝。其次,我不能负我的祖国和人民,是祖国和人民花很多钱送我去留学,现在祖国改革开放,正在努力引进资金、智力,我都不想回去,岂不忘恩负义,我不是那种寡情薄义的人。
于是,我回国了,义无返顾。回国后,我就到厦门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参与教学工作,带研究生、博士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厦大的一员,可以说,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厦大、留在福建,算是半个福建人。
回国十多年来,父亲一直关心着我的科研工作,遇到困难时,他来信鼓励我、指导我;取得成绩、获得奖励时,他来信告诫我不要自满,更不要懈怠。
在实验室或课题组同事的协助、合作下,我取得不少科研成就:通过了5项国家技术鉴定、多次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福建省科技进步奖、福建省王丹萍科技奖及其它各类科研类奖项。每次获奖,第一个想告诉人,就是我父亲。听到电话那头,父亲乐呵呵的笑,我的心像灌进了蜜水,甜滋滋的,又像倒进了酒,热呼呼的。
父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志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但我却无法报效他,甚至连在他身边侍候他的最起码的子女之情都不能给他。每次想到这些,我都十分内疚。现在,我的父母都是奔九的老人,留给我孝敬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前几天,是我母亲的90大寿,说什么我也要赶到兰州去,送去一块大蛋糕,以表达女儿的孝心。
我现在五十好几了,有时候会想退休了,一定要回到父母身边,尽尽女儿的孝心。但我现在身体壮壮的,头脑还很活跃,还想登上雪铁龙号考察船上南极,恐怕想赋闲是不可能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想来父亲一定理解女儿,知道女儿有一颗感恩的心。
(来源/福建侨报 王小如/口述 黄意华/撰文 王小如,女,现年57岁,厦门大学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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