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尼回国时，陈宜勇7岁
　　所谓的书香门第，我们家该是当之无愧了，我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厦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法律系毕业生。还有我的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全都考入了国内的重点大学。父亲毫不犹豫地把两个姐姐都送入了大学校门，对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惠安人来说，父亲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先例。
　　感激父亲，为我们铺设了一条条豁然开阔的知识大道，令我们日后受益无穷。但我们都清楚，父亲费尽了一生的心血在培养我们，用他一双肩膀扛起所有的苦日子。不管多艰难也要把5个孩子一一培养成才。想起那些度过的患难岁月，似乎总有一首唱不完的歌萦绕耳边。
　　回国之前的小风波
　　其实我的童年并不苦，家里办厂做生意，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们全家住在印尼的泗水。泗水是东爪哇岛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商贸密集，景色繁华，相当于国内的上海，印象中总是一副川流不息、车来人往的景象。
　　上世纪20年代，父亲大学毕业不久，为了躲避国内的战乱，只身到了南洋，初到泗水在华侨学校教书，日子久了，便也和其他华人一样做起了生意，办起了化妆品厂和文化用品印刷厂。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相当丰裕。我是父母的第五个、也是最小一个孩子，不幸的是我刚满17个月的时候，母亲病逝了，此后父亲待我们更是双份疼爱。他给我们三兄弟每人请了一个保姆，照顾我们的衣食起居。
　　童年最大的乐趣是去乡间玩耍，保姆回乡下探亲，我也乐颠颠地跟去。对于常年在城市生活的孩子，那是个迷幻般的天地。印尼的乡间，土壤肥沃，奇草丛生，摘也摘不完的野果，我卷起裤管在清澈的水田里抓鱼，全然不顾被鱼扎伤了手掌，还跑到林间去砍甘蔗，结果不小心被一只大蜂叮痛了耳朵。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我全然不知的是，在我朦朦憧憧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为我们的前程大计操心着想了。
　　父亲不动声色地暗自做好了举家回国的一切安排。那时我年纪太小，不懂得回国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不晓得追问。只知道，我们全家要搬去一个叫做“唐山”(华侨对中国的称呼)的地方，我和姐姐哥哥都要在那里念书上大学。小孩子对于“搬家”这种事自然感到新奇的。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要回国参加建设，一方面为了让我们5个孩子学有所成，他始终希望我们多读点书，多学些知识，不管男女，将来都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而父亲清楚，只有回到祖国，才能满足他的这个心愿。
　　回国之前，父亲卖掉了泗水的印刷厂，携带好所有积蓄。那一年是中国解放后的第7个年头。父亲买好了4张回国的船票，正欲打发行李出发的关头，我突然生病了。先是耳朵溃烂(蜂子叮过的耳朵被铁锈感染)，后来高烧不止。送往医院，医生说我得的是破伤风，怕是回天无力，接连几个医院不肯收治。父亲拼了命似地为我找医院，好在最后终于找到了肯收我的泗水海军医院。
　　病房里同样得破伤风的10个病友们大半医治无效，而我则平安度过危险。大难不死，我知道，在住院治疗的40个日日夜夜，是父亲和哥哥给了我永世不忘的温情。
　　我身体痊愈，父亲便立即张罗起回国的事情了。手握着4张船票，1955年底的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3人终于踏上了一艘荷兰邮轮，回到了祖国。
　　科山上的养鸡场
　　邮轮在香港登岸，我和两个哥哥还是头一次回国，瞪着两眼四处张望。我们问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啊？哪里是我们的家啊？父亲牵着我的手说，我们回惠安老家去！
　　虽然惠安是我们的老家，但父亲已经30多年没回去了，老屋早就没了踪影，也没有可以寻访的亲戚。父亲本是打算去海南岛的，最终还是被惠安政府挽留下来。
　　那时的惠安还十分贫穷落后。父亲没有在城里买房子，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把钱几乎全都捐给了国家搞建设。父亲带着我们，到县城西门科山上的一座空寺庙里安了家，在庙的后面建了一个养鸡场。我们父子4人住在寺庙里的图书室，父亲将这里稍稍打扫一下，找出一块木板做床，这就算我们在惠安的第一个家了。尽管回国后的生活十分简陋，远远比不上在泗水的丰裕，但我们却从来没在父亲的脸上见过一丝愁容。而我也感到一种从前所没有的自由、充实的快乐。后来我发现，自己潜移默化地在父亲身上了感染了一种品德，叫乐观。
　　父亲在养鸡场当场长，全家从不吃场里一只鸡一个蛋。父亲为了这个鸡场可谓点滴都是心血的付出，而谁又想得到，父亲这个鸡场场长是没有分文工资的，甚至，整个鸡场运作所需费用，几乎全都是父亲自己的积蓄在维持，很多亲戚都不理解。父亲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说教，只是把他的爱国心默默做给我们看，用行动教育我们。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了一种教育观，叫以身作则。
　　父亲的教育观既传统又超前。他对我们的学习从未过多费神，我们理解父亲的思想，也深切体会到父亲的辛劳。我们都很争气，在各自的年级，成绩都是出类拔萃，我是小学保送到惠安一中初中，我二哥当年是以全县第一的最高分数考进一中高中。二个姐姐和二个哥哥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对我们的学习，父亲感到十分的省心和放心。
　　困难时期和“文革”摧不垮的家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遭遇了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像惠安这类地少人多的沿海城镇饥荒严重，给鸡吃的米糠饲料再也找不到，鸡场也办不下去了，父亲被安排到洛阳华侨中学教书。
　　生活中的压力和麻烦的事接踵而来，父亲默默地承受着。首先是家里的积蓄因为办养鸡场都花光了，已经拿不出学费供我们读书，所幸我们兄弟都能拿到奖学金。祸不单行，父亲此时在工作上又遭受了一轮打击，起因就是学校有一个学生路经农民的田地里时，偷偷拔了一棵萝卜吃。学校一怒之下，给予了这个学生开除处分。善良的父亲站在这学生的立场上说了几句话，不料把自己也给牵连进去了。父亲被开除回家，我们家的生计全断了。
　　我们为父亲忿忿不平，与在泗水的生活相比，才知道什么叫“往事不堪回首”，全家竟然没有一个重新走出国门，父亲对回国仍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追寻着他心中的理想。困难时期饿不死我们，智慧的父亲带领全家养了一群兔子，田边地头和山上的草总是有的，我们放学回家就拔草喂兔子，补充了我们的营养，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1964年，困难时期终于熬过去了，县里落实归侨政策，父亲又被安排到县图书馆工作。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上面下令关掉图书馆，父亲担心那么多学生没书读，会耽误了他们的前途，为了让学生能看到书，硬是坚持将图书馆继续开了两年。或许这是“文革”期间全国唯一开放的图书馆，这两年父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德是积了，父亲连每月24块的薪资都领不到，那时他已是65岁的老人，或许是“教育至上”驱动着他吧。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多人说他傻，傻到万贯家财却为了“公事”弄得最后千金散尽，傻到连房子都没给自己买。而父亲却说：谁说我没有房子，我可是建了五栋“大洋房”！在父亲眼中，我们姐弟五人就是他深深的骄傲。
　　（来源／福建侨报  陈宜勇／口述　李璐璐／撰文  陈宜勇，男，印尼归侨，现年58岁，现于福建联通公司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