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山芭
　　我1922年4月28日出生在缅甸勃生。我家所在的村里只有五六户中国人家，父亲在那开了一家杂货店。
　　父亲陈亲陈志道是厦门禾山坑园村人，母亲钟金要是厦门钟宅人，畲族，是童养媳。父亲的同乡陈天财在缅甸勃生开了源成商行，父亲也就因为这个关系来到缅甸。开始时父亲在陈天财店里当伙计，学点本领，也学缅甸话，几年后就到乡下的村里开杂货店。父亲很勤快，他的知识都是自学的，他会讲缅甸话、印度话，写毛笔字，会画国画，也能写信。
　　我在直甲镇的新民小学读完小学后，来到勃生华侨中学读初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祖国的抗日直接影响到了缅甸华侨社会。我们组织“读书会”，阅读许多新书、杂志，班主任杨章熹那时介绍我参加了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时，学校分成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延安两派。
　　在学校，同学们组织了“学联”，开展为祖国抗日募捐活动，像上街卖花筹款等等。校长反对学生去搞这些救亡活动，一再强调学生就是要好好读书，不要到外面乱闯。学生们公开四处张贴标语，对抗校长，结果学期末学校准备开除一批学生。开除学生，校长起初不贴布告，而是把要开除的学生家长逐个叫来，把孩子领走。我是被列为第一个该开除的学生。校长跟家长说，你看孩子书读得不怎么好，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不好，还不如早点跟大人学做生意，帮帮家里。就这样父亲把我领回家。
　　回家后，因我父亲任当地小学校长，叔公陈蛙池任财政兼董事长，就到直甲镇的新民小学代课教书。一年后，也就在我19岁的时候，父亲催我结婚。我认为自己还没学到什么本领，不想结婚，就瞒着父母跑到仰光。
　　仰光三年生活
　　到仰光，我找到我的班主任杨章熹和张春材学友。杨离开勃生后1940年在仰光创办“仰华公学”并当校长，我就在仰华公学教语文和音乐，月薪15盾。我一边教书，一边还请了其他老师教我英文、音乐和美术等。仰华公学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那时的地下活动不是要颠覆英殖民当局，主要是组织工人提高政治、文化知识，谋取正当权益和福利，指导罢工，跟资本家讨价还价，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
　　学校的教务主任郑祥鹏是地下党员，他知道我是“民先”分子，介绍我入党。同时，我也由他介绍兼了两份社会工作，都是义务的，一是在励志夜校教书，学员都是广东人，我教普通话，包括注音符号。励志夜校是励志社办的，励志社是早期成立的进步组织，成员中多数是倾向进步的工人；还有是在公立书报社当图书管理员，是接任黄君珊的管理工作。
　　日军南进，还没到仰光时，我就代表仰华公学单位在公立书报社参加筹备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张明(魏磊)画了许多日本军对中国人暴行的漫画，我们上街张贴。仰光还实行灯火管制，到了晚上，我们出来巡查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熄灯。
　　随着日军一天天迫近仰光，仰华公学也关闭，组织上决定往祖国撤离。我匆匆赶回勃生，跟父母告别后回到曼德勒。母亲见我走了，哭得厉害，父亲只好赶到曼德勒又把我拉回勃生家中，坚持要我留在家里。我说，我在仰光是在华文学校教书，也参加抗日活动，日本人来，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会抓了我，留下来只能等死。父母只得痛心放手，让我走自己的路。我再赶到曼德勒。4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三名队友当场牺牲了。因此，战工队中我们四个年龄比较小的蔡时敏、王一芒、王汉斌，由吴学诚带队撤往国内，准备到延安学习。在八莫临走时，李国华跟我说：你到延安去找王明，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他会给你安排学习。李国华是从延安派来的，大家叫他“老苏”，在地下党组织中当领导。
　　于是，我们沿滇缅公路赶路，到保山的那天，恰逢日机猛炸，不过我们还是逃过一劫。
　　无奈回福建
　　到了昆明，接待我们的是李公朴，他是专门负责安排从缅甸撤回来的同志。我们住在昆明的圆通巷一座房内，等待安排去延安。那段时间吃、住都是不必给钱的。一天，我和蔡时敏上街，看见了路边有卖酒糟摊的，蔡时敏说，这东西很好吃，我们就买来各吃一碗。第二天，我就感觉不对，一直发高烧，迷迷糊糊，吴学诚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忙送到昆华医院。那时住院看病都是免费的。我害了恶性虐疾，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等我醒来时，我的同伴都不在昆明了，身上除了穿着的衣服外，一无所有。我也因为注射过量的金鸡钠霜，双耳发聋。
　　我拖着两条无力的腿，趔趄着来到医院门口，蹲下来观望街上来往人群中是否有认识的人。李沧浪，这位我小学的老师发现了我，他问我为什么一人在这儿，我说我害病刚愈，不知去那里好。他是福建安溪人，正好押了十几部载有轮胎等战时物资的车，往内地走。他说，那是不是跟他一起回福建老家。也只能这样，我随李沧浪回到安溪蓬莱乡魁美竹脚村。
　　回到安溪，我无事可做，就在农村学种田，我不会插秧，也不会犁田，只会割稻谷，捡猪、牛粪，给农田上肥。
　　一天，李沧浪老师问我，安溪的东溪小学代课老师空缺，问我是否去。我当然去，教的是低年级班的唱游课。“唱游”课是边教唱歌，边做游戏，又是低年级班，通俗讲也就是今天的幼儿教师。不久，高年级班的体育和数学又没有老师了，我也去教。一学期结束时，附近小学请我去任教，他们知道我什么科目都能教，我去了。老师的待遇是每月是90斤糙米，外加生活补助费。他们只给我90斤糙米，生活补助费被原任老师截下。我也不计较，一方面是有了临时的差使，另一方面，我也担心他们会发觉我在缅甸参加过组织。
　　那段时间，我经常流动，到过金谷的东溪中心小学、乌涂、龙地中心小学。
    回厦门结婚
　　我与朋友的往来信件都是通过厦门高浦村的郑葆真转来的。也因此，我与郑有了书信往来，开始谈恋爱。7月21日，我和郑葆真在《闽南日报》上登了结婚启事，算是结了婚了。
　　1945年7月，我和葆真回到了高浦村，在村里高浦小学代课。但，呆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乘小帆船到厦门找事做，先后到私立雅化小学当教务主任，那是香港基督教徒康怜悯办的。一年后，陈甲友找到我，要我到公立的江头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陈是集美人，在安溪教书时认识我，知道我什么科目都可教，陈在江头中心小学当校长。
　　学校当时为老师和孩子们(学生)领取由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发的奶水。经办者不仅虚报了教师人数，而且连学生的人数也多报，冒领了许多奶水，多报的份额被一人独吞了，遭到教师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对，闹着罢教、罢课。我也不满意，离开了学校，到曾厝垵中心小学任教。
    再回缅甸
　　日本投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厦门处理难侨复员工作。“复员”是指为躲避战乱离开居住国，战争结束后再回原居住国的行动。救济总署派了一位缅甸专员，办理缅甸华侨复员工作，地点设在大生里。一同回国的吴学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我们也觉得有被暴露的危险，我和林鸿珠商量后，分别办理复员手续。因为我懂缅甸话，审查很快就通过了。1946年5月，我乘“丰庆”号轮回缅甸，这轮船再返回中国时沉入大海。葆真因刚产完孩子，没有与我同行。1948年，她们母子俩才乘“海利”号轮往缅甸。
　　我回到缅甸，找到住在勃生颍川堂的父母。根据父亲的意愿，我跟表叔陈建全学做生意。表叔是老家过来的，当“新客”(称初到南洋者)时就住我家，他是个文盲，我教他珠算什么的，他待我不错。
　　此时，曾在厦门帮助过我的战友林鸿珠住在勃生，他邀我一起复办“职联会”(勃生华侨职工联合会)的夜校。教书是我的老本行，我答应了。那时，勃生的华侨中学由许文顶当董事长，光亚小学是广东人办的，两所学校都是亲国民党的。办夜校是为与他们争夺华校的控制权，同时也为失学的华侨子弟和店员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开办初期，学生只有20多个，没有课本，我们就从进步的报刊摘录文章，再刻钢版、油印发给学员学习，每晚上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学员学习完可以达到高小程度。学员刘秀英回国后，还当过周总理的缅文翻译。我们还组织学员在假日举办些野餐、联欢，活跃学员的文化生活。
　　一年后，林鸿珠让我到附近山芭一个叫沙网的地方，任沙网公民小学的教务主任。没多久又被叫回勃生。
　　我在沙网时，勃生的华侨中学董事会改选，许文顶落选，由倾向进步的黄则山任董事长，陈平山当副董事长。校长一职则留用了前任校长林家风。我和刘金柳一起到勃生华中任教。林家风觉得自己与许文顶亲近，而我和刘是进步组织人员，保不住校长一职，就自行降低工资，我们呢，任中学教师，却只给小学教师的待遇。我们也不计较。在学校我和刘金柳组织学生活动，也使林家风很担心。
　　在勃生，广东人的子弟没学上的多，我们决定办夜校，义务教孩子们读书。我们找林家风借教室，林不同意。广东人李若林是勃生光亚小学教务主任，倾向进步，他借小学教室给我们办夜校。教师不够，找勃生华中的校友来义务教书。没有电灯，学生教师一起捐钱买煤油汽灯上课。夜校的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8个班，至高小程度。
　　此后，学校组织铜乐队、歌咏队，“和平签名运动”，林家风都觉得我们一直是孤立他，他心里也一直不舒服。他的这种误解，到了勃生华中校友会的改选大会上形成双方的对立。1951年，校友会改选大会上，我们提出对校友的定义要在章程内加于明确，校友的含义可宽可窄，规范了就行。林家风觉得我们故意敌对，提出要修改章程就必需进行表决。表决的话我们输定了，我们只有七八个人，绝大多数是站在林家风一边，我们退场，也就退出表决。
    改选渺名华中董事会
　　渺名中华中学分中学部和小学部。小学部在楼下，是亲国民党的；中学部在楼上，是亲北京的。亲国民党用的是台湾的《现代课本》，而亲北京用的《新华课本》，楼上楼下师生之间，经常吵架，出现了大欺小的现象。学校董事会提出将不亲国民党的教务主任陈东明调走，调我来接任。我正好在勃生也呆不下去，就来到了渺名华中。
　　我到渺名华中，就着手在董事会成员中作调查，以排列出我们可争取的对象，为一年后董事会改选做准备。渺名商业学校是国民党办的，他们也纷纷派人出来四处活动，在董事会成员中拉票，想要保住在中华的势力。选举的结果，最终是我们成功，董事会改选。我们争取到董事占据大多数。
　　新一届的董事长还是保留了原董事长林金星，他是一名商人，不太管事。但老师也就乱了。原来的老师多数是亲国民党的“文教会”(文化教育促进会)派的，董事会的改组成功，学校原有的亲国民党老师，按常规都会遭到辞退，换成由我们这边“教联”(教师联合会)派的老师。所以在假期，老师们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从。
　　一天，小学部老师陈子元的女儿，到我宿舍找我。陈子元是我在勃生华中念书时的老师。在渺名中华，他们一家虽然没有明显的倾向，但因在小学部教书，也被划归对立面去了。陈子元的女儿说，新学期她父亲肯定会被解雇，一家人想离开缅甸。学期结束时，他们离校，后来去了台湾。从那以后，我也就没了他们的音讯，50年了。
　　新学期开始，换了一批新的老师。此时，我们的(大陆)中国银行为支持华侨在侨居国谋生，为没有本钱做生意的华侨发放小额贷款，每位有店面或小摊位的华侨可向中国银行借贷二仟缅甸盾做本钱。当时由我、陈震中、卢友夫、刘友义集体配合中国银行，审定提出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但在具体审定贷款对象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此事，直接反映到了“教联”。待我暑假去仰光时，“教联”的负责人说，新学期我再也不必去渺名中华了。
　　我留在了仰光南中，曾冠英被派到渺名接任我的位置。那是1952年。
　　回想这短暂的30年人生，颠沛流离、动荡不安，但也学会了许多东西，过得十分充实，可以说此生无憾。
　　（来源/厦门侨声，口述/陈尊法，整理/青云　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