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里向西走，过了福州洪塘大桥就到了我居住的金桥花园，有人说我远离城市，可我却觉得有回归的感觉，因为宽阔的乌龙江西岸就是就是闽侯县，而我的祖籍就在这里。
　　一
　　1927年我出生在印尼中爪哇的马吉朗市，父亲在福州学会做金饰手艺后便到印尼开店，母亲是福州西门人，在生了大姐后，也随父亲到了印尼，我在八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位姐姐，男的数我最大。
　　马吉朗就像印尼其他的小城市一样，只有一条较大的街，而且街的名字就叫“大街”，大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矮矮的，沿着大街是一家家商铺，商铺上挂着大都是中国字的招牌，从招牌中就可以看出商铺老板的姓氏，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
　　说是大街，其实也不大，只是中国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在人们的心里这里除了商铺多，人流也比其他地方多，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到这里走走，即使不买什么，到了这里心里会有一种满足，有时还有一些以外的收获，比如打听到别人的一些事，谁家的儿子读高中，谁家的姑娘要嫁人，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些生意上的消息，哪怕那些无法证实的消息都会被人津津乐道的传播。
　　住在大街上的人会有一种自豪感，在回答别人问自己家住何处时，如果是住在大街的人，回答时总带有点满足感，因为住在大街的人不仅有一点财富，还有一点文化，在当地或多或少有着一点社会地位，以后我才知道那些的“一点一点”都来自他们的勤奋和聪慧。
　　我10岁的那年，小城的人更是聚拢在大街上，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日本人的事，那时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很多的传说和故事都弥漫在这条大街上，大家都知道战争将改变眼前安逸的日子，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但很多人不知道战争还会改变人的品性和性格。
　　二
　　小城除了有一条大街，还有一所中华小学，所有的华侨子女都在这里读书，就像大街住的都是中国人一样，学校里也都是中国人的孩子，在我们从小的记忆中睁眼看到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和中国字，听到的都是中国话，不同的是中国话中又分福州话，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
　　学校很普通，教室都是木头盖的房子，学生们最爱的就是学校的操场，操场很大，男生爱在操场上打球，女生爱在树荫下做游戏，即使下午没有上课，大家也还会来到学校，三五成群地在操场上玩耍，有时到了天黑都还不愿回家。
　　大约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玩耍就少了，那正是中国遭受着日本侵略的时候，最感意外的是一向教课认真的老师居然会在课堂上放下手中的教鞭，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们发生在中国的事，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一种忧伤，一种悲愤。以前老师也经常教导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可我们听后经常就忘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所有的学生听的是那样认真，记着那样深刻。
　　整个马吉朗市的华侨仿佛一夜之间就团结在一起，不分福州人、闽南人、广东人、客家人，彼此之间有着一种看不见但又能感觉到的精神纽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我出生在印尼，没有见过中国，但感到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然那么多人的都在注视着这个地方，有些大人用通俗的道理告诉我们，中国对于所有的华侨来讲很重要，中国就是我们的根，如果根没有了，我们也就没有了，尽管我不太懂得这些道理，但隐约感到：我们不能没有中国。
　　小城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有的人离开了家，途径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日，有的人在街上宣讲着抗日救亡道理，还有的人手拿小纸箱肃穆地站在街头募捐，以往商业气氛浓郁的大街仿佛换了一幅新的面孔，它让人激动，让人亢奋。
　　学校的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也开始三五成群地回国，有人说他们是回去抗日，但我不相信他们这么小的年纪能扛枪上前线，其实他们回国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战，至于是不是上前线，这已经不重要了。说心里话，他们的举措已经让我羡慕不已，我曾巴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有时忍不住会掰着手指头算自己的年纪，幻想着上了前线当英雄，当了英雄后又荣归故里……
    三
　　学校响应陈嘉庚领导的华侨总会号召，为祖国的抗日斗争每天捐款，要求全校师生每天在上课前所有的人都要捐钱，而且要最快速度把捐款交给当地的华侨组织。
　　我是班上负责捐款的人，每天我要在上课前抱着捐款箱走到每一位同学的面前，让他们把钱塞进箱里，待课间休息时快速将钱清点后交给学校。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钱，每天只能捐出一二分钱，这就是我所有的零花钱，平日里都不敢用，担心如果捐不出钱，这在班上或是学校里都将很难堪。
　　马吉朗的抗日救亡运动最火热的当属华侨学校，我们不仅有义演话剧，让几乎全城的华侨都来看，还利用下午课余的时候，到街上义卖馄饨汤，这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但用它来募集捐款很有效。
　　学校做了两部义卖馄饨的手推车，车上挂着义卖的大招牌，车上还放着炊具和座椅，我们就把车推到大街最热闹的地方，待把一切都摆好后，不用多召唤，来往的行人就会坐下喝一碗馄饨。外卖的一般都是男生，而掌勺的男生家庭都有开餐馆的背景，即使他们从没有操持过什么，但耳闻目染也会略知一二，至于煮馄饨对于他们来讲更是简单不过了；女生一般在学校里包馄饨，她们心灵手巧，混沌包得小巧圆润，个个玲珑可爱，馄饨热销与她们不无关系。
　　小学毕业后，依依不舍地离开马吉朗，毕竟这是座小城市，只有华侨小学，而没有初中和高中，离开也是万般无奈。
　　马吉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名叫三宝垅大城市，三宝垅是印尼中爪哇的大城市，相传当年中国的郑和在这里登陆上岸，后人为纪念他，就将这里称作三宝垅，在印尼用中国名字命名的城市仅此一座。三宝垅的英华中学是座好学校，老师大都是英国或美国的留学生，学校除了语文是用中文教学，其他的学科都是用英文教学，据说从英华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考英国的剑桥大学，也可以无须考试就直接进入香港大学，这些都使得英华学校在当地很具影响。
    四
　　鼓励我到英华学校的是我在马吉朗读书时的老师，他在我还没毕业时，就调入英华学校，得知我要到三宝垅读书，就建议我到英华学校读书，我也希望学校里有熟悉的人，就这样在老师的帮助下进入了这所知名学校。
　　就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很快就占领了印尼全境，作为殖民者的荷兰人几乎没作什么抵抗就撤出了印尼，留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民众。
　　停课后，我回到了马吉朗的家，马吉朗一样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在这个小城市做了不少坏事，连我们家的保姆都被征去当了“慰安妇”，让我更气愤的事，我家边上的两家商铺的老板却与日本人打的火热，他那奴颜卑乞、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气不打一处出，觉得应该要给这些没有骨气的人一些教训，于是趁夜色把事先写好的两封信塞进了他们的门缝里，信里严正警告他们不能再与日本人来往，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第二天，两家商铺的门很迟才开，老板出门时偷偷地向四周探望，变得小心谨慎，也是从那天起，他们再也不敢公开与日本人交往，这是我平生以来做的第一件勇敢的事。
　　在日本统治的年代，马吉朗的居民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父亲的生意几乎都停止了，无奈之下全家人只好搬到三宝垅，想在大城市也许能有改善，没想到生意还是很难做，那时幸好有姐夫在帮忙，日子总算能混得过去。
　　我不想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于是在同学的介绍下，我来到一位姓薛的老师家里补习英语，老师是马来亚的华侨，可能是学校停课后没有了收入，为贴补家用，他悄悄地做起了“地下”授课的活儿。
　　没想到才补习几次，老师就被日本人抓走，起先我们以为是别的原因，到了我们也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后，方才知道老师和我们是同一原因被抓，不知日本是怎样知道我们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在他们眼里，讲英语的人一定和盟军有联系，所以对说英语的人很敏感。
　　我被独立地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日本人让我跪在地上，通过翻译要我讲出与盟军的关系，我告诉审问我的日本人，我学英语不是为了做其他什么事，纯粹是为了读书而学英语。日本人听后暴跳如雷，在我耳边大声吼叫，接着他用手掌用力地摔打我的脸，就这样我跪在地上被他审问了一天，从宪兵队出来时我的一双膝盖又麻又疼，耳朵尽是嗡嗡作响。
    五
　　1991年，我回到了久别的三宝垅市，来到“十九间”街，看到过去住过的房子还矗立在大街上，它一点都没有变，当年所有的痕迹都还在上面，只是横在家门前的那条铁路搬走了，这让我感到震惊，时光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从前，感叹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家的街对面有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家杂货店，一看到这小店我就想起同学陈恭娘，小店是她父亲开的，她每天上学放学都与我同路。正当我想向店主打听她时，出来了一位妇女，她一眼认出我，原来她就是我同班同学陈恭娘，她激动得和我说这说那，说的虽都是记忆中的事，但她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我很想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不逝的记忆。
　　（来源/福建侨报。宋微明，男，现年79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