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出生地坤甸是全印尼保持中华文化最好的地方,华人主要母语是潮州话和客家话,居住相对集中。不久前进行的全印尼汉语比赛,5个优秀奖中坤甸就占了3个。
坤甸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省会,当年“进步学校”主要有两家:振强中学和中华中学(华中)。这些学校的师生对祖国——中国的迷恋,很多在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在雅加达,我见到了许多华中校友——当年的“中国迷”热血青年,如今早已是“印尼籍华人”,开始两鬓斑白了,而他们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依旧。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在各国侨界都很罕见。他们在卡拉OK唱中国的各种新旧歌曲比我们在“原产地”的人唱的都多都好。他们经历了“九卅事件”,30多年的中华文化禁锢,1998年的暴乱和经济大衰退,至今心有余悸。
母校创办于1938年,1966年被封,老师同学们面对“焚书坑儒”,更加成了患难之交,互相帮助,顽强地生活下去。许多人移民到雅加达,在那里,校友大家常常聚集在我哥哥浩旋老师的家,也算是一种寄托。哥哥1997年因病去世。
在那全面封杀中华文化的岁月里,许多华中的校友们便从事“地下中文教学”,1998年政权更迭后,华文解禁,各种中文班、中文报便铺天盖地,校友会也活跃起来。
旅椰坤甸华中校友会于2000年成立,大家出钱出力,有了自己的四层楼的会所,设有诊疗室,各类汉语班、电脑班,会议室、舞蹈厅,合唱和卡拉OK厅,琴棋书画厅,排练合唱、舞蹈、民乐、西乐,中华文化继续在这里薪火传承,天天有人在这里活动。
校友聚会场面之大出乎预料。会场喇叭里放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歌曲,使人回到了40多年前那充满理想的年代。更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有一台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节目,其中有些就是唱过去的歌,跳过去的舞。
大会给了我5分钟的讲话机会,一方面是因为我的驻悉尼领事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许更因为我是41年没有回印尼的大家所敬爱的已故陈浩旋老师的弟弟。当我讲到41年前离开印尼后再也见不到我哥哥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许多校友都在流泪,我更深地体会到我这位曾经是教导主任的哥哥在校友们心中的分量。
二
1998年发生的暴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缓过来。雅加达的许多房子仍然有被烧过的痕迹。有相当长的时间,许多人不敢经过那个曾经烧死了几百哄抢商品暴民的商场,说是常闹鬼,而且是闹群鬼。
雅加达城区高速公路上,居然有小贩利用塞车的机会,在兜售饮用水、点心和报纸杂志等小商品。
印尼的腐败之风依旧:我的同学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跟了过来,给5万盾(约5美元)便万事大吉。贫富悬殊依旧:码头扛大包的工人一天辛苦所挣不足一个美元。
1966年全印尼的中文学校都被下令关闭以后,老师们一时没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我的浩旋哥哥和几个同事一起合伙做小生意,发明了一种绿豆粉做的冷饮“Sari Kacang”,十分畅销,后来竟风靡全印尼,在雅加达就有!我姐特地买了一杯给我,味道果然不错。
三
雅加达聚会之后,我们从中国大陆、香港和雅加达的校友一行30多人,拉起了“坤甸华中校友怀旧之旅”的横幅,开始了西加里曼丹之行。
坤甸又名“赤道城”,在卡江北岸有一个“赤道仪”,是1928年由荷兰的天文探险队建立的,1938年重建,1990年按5倍的尺寸又重建了,进到屋里才能看见老的。在这里可以一脚踩北半球,另一只脚踩南半球,每年有6天——3月21-23日和9月21-23日中午立竿不见影。
虽然坤甸几乎是面目全非了,但Gang Haji Taha我的“故居”还在,大概是因为我当年岁数小产生的错觉,现在看到的“故居”和整个环境都比我想象中的小,巷子的路仍然是不怕水的热带木材做的、一米多宽的“桥路”。门口的杨桃树没有了,后门被封,我们小时候游泳的后水沟看不到了,厕所本来十分简单,是木地板上开个口子直接往水沟里排泄,现在成了冲水马桶,应该是有下水道了。总的来说没有大变化,这使我感到满足了怀旧期望的欣慰。
其实,几乎所有的水沟都被封起来了,这样,虽然看不到过去有时水上飘着垃圾大便的不雅景象,但仔细观察,水沟里现在更没法看,都是又黑又臭的脏水。除了孤零零的卡江,“赤道阿姆斯特丹”的坤甸已经完全没有昔日水乡的风采,乍看起来一片“现代化”的“繁荣”,冲水马桶和满街的摩托车汽车,但水和空气已经被严重地污染了。而当地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我很庆幸中国人已经懂得保护环境,同时也希望印尼人民早日觉悟,使这些水沟有朝一日能象北京的菖蒲河那样重见天日水变清。
那几天坤甸的天气出奇地“桑拿”,憋着一场暴雨。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怀旧之旅的心情,我们还是要坐游船。
流域面积号称世界第12位的卡布阿斯江上早已架起了“卡江大桥”,江面舢板上有人在放风筝。坤甸的老百姓会娱乐,这地方从来没有四级以上的风,却到处放风筝,船上阁楼上照样放。“钩风筝”更是一大乐趣,两个风筝互相缠绕,把对方的风筝线弄断,会有许多观战者对栽下来的风筝共同爆发出胜利的欢呼。为了取得胜利,一些人在线上做文章,粘上玻璃粉。这样的生活方式41年不变,以后也不会变。
在从坤甸去山口洋的路上,绵延几十公里的椰林仍然是那么的郁郁葱葱。我们租了一辆大巴,一路专去光顾路边摊档、小餐馆,品尝几十年来梦中垂涎的地方特色水果和小吃,一路回忆并唱着四、五十年前的中国歌曲——包括像电影“护士日记”里“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响,青春的热情充满车厢……”这种在大陆都早已被人忘却的歌曲。
最令人伤感的是华中的校舍已经十分破旧,几乎成了贫民窟,原学校董事长廖龙华先生的旁系后嗣廖大安等校友决心打官司把校舍要回来,我很感动,但又心想谈何容易,即便是官司赢了,这些居民的搬迁安置就是一个大难题。要回校舍又能办学校吗?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40多年前那种意义的“中文教育”了。
四
尽管离开印尼已经41年,我仍然无时不刻在关注着印尼——我的出生地,为她所蒙受的灾难而祈祷,为她所取得的进步而高兴。
印尼30多年的文化禁锢,可以叫做“焚书坑儒”。中国的10年浩劫,又何尝没有腥风血雨?政治的现实使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抛弃了理想主义,但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人,是要有理想的。
如今,事过境迁,印尼又开始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但校友们很清楚,他们的“祖国”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印度尼西亚,也不再称“普通话”为“国语”,而改叫“华语”,不称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华族”。这是现实的选择和感情使然。而作为华人,关心中国,说华语,唱华语歌,促进中国和印尼友好,同样是现实的选择和感情使然。
校友会还在活跃着,重温着昔日的辉煌。
亲友们都说,下次来,别再等41年。是啊,再等41年,我即便还健在,也快100岁了。
(作者陈浩琦:印尼归侨,祖籍潮州,现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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