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

　　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