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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成年以后，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经历仕途生涯。当时，正值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这位五岁就继承皇位的小皇帝，在宫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成年以后，对国家前途逐渐关心起来。他感到祖先连年南征北战，消耗财富，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只重视武略，而不注意文教，是无法使国家繁荣起来，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因此，当他掌权以后，锐意要进行改革，首要的方针要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汉化——向汉族学习，他甚至下令从平常的生活方式开始实行，譬如禁止穿着鲜卑服装，改穿汉服；禁止用鲜卑语通话，改用汉语；甚至将鲜卑的姓氏也改用汉姓，并从皇帝开始，他自己就改姓元，意为元首。其他则有长孙、穆、奚、陆、贺、刘等等；他鼓励鲜卑族青年男女与汉族通婚，从血统上与汉族结成更为亲密的关系。进而改革国家机器，向封建化发展，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封建秩序。与此同时，他决定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往洛阳，从此，以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中心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条件为保证，依靠自古以来的中原文化使得北魏更加兴旺繁荣起来。
郦道元青年时代做官的时候，尚未迁都，仍居住在平城。这里，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以来，已营造了100多年。城内有富丽豪华的宫殿楼阁和整齐热闹的市井街道。在城外，云冈村前、武州川岸雕刻了石窟寺，规模相当庞大，气势十分壮观，凝聚了千万工匠们的毕生心血，他们创造的石窟艺术，可算是首屈一指的精华。郦道元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自然也比较顺心适意。特别在公暇之时，游览之余，颇多感慨。他曾写道：“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巨大的佛像从岩石上雕凿出来栩栩如生，这是举世珍稀的艺术杰作）；山崖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佛殿傍山依水而建，林木掩映于水中，风光格外秀丽，成为新的景点）。”当时，他几乎踏遍平城郊外的武州川和桑乾水两岸，详细地考察了那里的火山、温泉和煤田，并作了纪录。
大同火山群，是第四纪后期喷发的，它属于分布广泛的内蒙古高原火山区的边缘部分，至今尚能清晰地见到15座火山锥地貌，孤立突兀于平原之上，全由玄武岩构成。但在1400年前，残余的活火山景象还能看到，诚如当时郦道元记载的那样：“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如微雷发响，以草爨（烧）之，则烟腾火发。”
在记述温泉时则云：“火井东五六尺，又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烧）之，则不燃，皆沾濡露结（水珠）。”如今到大同已看不到郦道元所记述的残余活火山和温泉的景点，所以他的记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记述大同煤田时云：“山有石炭（煤），火（烧）之，热同樵炭也。”这可能是首次提到大同煤田的文献。
以上各条记录，均可在《水经注?漯水注》中查阅到。
郦道元平常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有关地理方面的文献，诸如前代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三国时代佚名作者所著的《水经》等等。在阅读过程中，每有感触，或作眉批，或作笔记，他对《水经》一书尤感兴趣，但他认为写得过于简略，仅记干流137条，不符合我国地大物博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不少地方，与前代各种著作的记载颇有出入，譬如同一条河流，对其发源地或河道的变迁很不一致；对同一地区山川形势的描述，也有大相径庭的；还有沿河城邑兴衰的记载，或不明其来龙去脉，或相互矛盾，无所适从。总之，经常碰到不满意的论述。由此，他萌发了一种心愿，意欲亲自对华夏河流及其地理特点作一番细致的考查研究，然后整理出符合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文字来。他认为这一工作如能圆满完成，对今后如何开发利用国土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肯定会受到后世人的赞扬。应尽量利用出门办事或旅游的机会，有意识地去搜集第一手材料，为写书作充分的准备。
正当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孝文帝有意到外地巡视，郦道元本是皇帝身边的侍从，故得以随行。先从平城出发，太和十七年（494年）八月到达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九月到达洛阳，十月到达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太和十八年（495年）正月，又从邺城返回洛阳，二月，自蒲地（今山西蒲州渡口）渡过黄河，北返平城。太和十八年七月，又从平城出发，先到朔州（今山西朔县），八月，北行，直达阴山之麓，到达河套地区的五原城。
在这两次历时两年的岁月里，行程万里，郦道元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而且还学习司马迁写《史记》前的准备工作，所到之处，拜访许多耆老宿绅，参观了许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头脑里充实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材料，为他日后撰写《水经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漫长的旅途中，特别是在山西境内，几次反复路过，印象最为深刻。所以，境内的汾水、文水、晋水等查看得比较仔细。况且这一带既是平城的外围地区，也是洛阳的邻近，无论其经济情况、军事要冲或者交通条件都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郦道元当然更在心了。不但如此，对若干著名的景点，还特别着力描写。
比如他在蒲地横渡黄河时，特地专程溯流而上到龙门天险察访当地形势，他看了以后，对这段黄河天险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孟门（今山西河津县禹门口），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天险）、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夏禹治水时所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山上的地层斜插入河水中），巨石临危（巨石突出于河岸），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水蒸气）云浮，继往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越看越可怕）。其中尚崩浪万寻（浪涛很高），悬流千丈，浑洪赑怒（浑浊的洪流像发怒的样子），鼓若山腾（浪涛奔腾像山倒下来），浚波颓叠（急浪一个紧接着一个），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水经注?河水注》）。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黄河禹门口的地理特点，流水侵蚀岩石可使石穿，岩层倾斜与河道深切的关系诸道理以外，将此处万马奔腾的波涛倾泻记述得惟妙惟肖，把它当做一篇散文来朗读，也会令人动情不已呢！
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相继即位，郦道元也离京城，到地方上任职。先后担承过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东荆州（今河南泌阳县）刺史。当时朝政腐败，皇室成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竭尽骄奢淫逸之能事，皇帝自己不大亲理朝政，下属官吏也跟着腐败；而老百姓生活困难，投诉无门，怨声载道。郦道元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秉性刚直的知识分子兼地方长官，比较了解民情，自然看不惯这种衰败的局面，与孝文帝在位时相比，颇有江河日下之危。作为个人的力量，他自己只能恪守节操，为政清勤。企图从法治开始，重整纲纪，对那些依仗权势犯罪的人，严格依法从事，绝不通融。史书上曾称颂他“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但痼疾根深，个人的力量毕竟难以力挽狂澜。于是，他把从政的目标转移到兴办教育方面来。他想，如果人的素质提高了，治理国家也就有希望了。在鲁阳设立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一地做好了，再向全国推广。
公务之余，郦道元仍醉心于搜集舆图方志，研究学问，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野外考察纪录，开始整理有关我国河川山脉的分布特点及其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着“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决心写《水经注》。
在此期间，他还到过虎牢关（今河南汜水镇附近），观看雄伟险要的山川形势，缅怀前朝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大战吕布的悲壮情景，凭吊古战场的遗迹。他也到滍水（今沙河）之滨，细读秦碑汉碣，从中寻找有关当地往昔山川景物的记述，为撰写新著充实佐证。
同时，在撰写整理《水经注》过程中，更多的时间则花在已有书籍的考证博引上，他阅读过的古籍达437部之多，此外，还大量采用了汉魏以来的各类碑刻、民间谚谣、老人的记忆口述等。这些资料，往往未曾在书籍中见到过，而这些记录，却是郦道元悉心收集的对象，他认为其价值不仅可以印证古籍上的记载，而且还可以将大量失传的资料重新发掘出来流传后世。所以，他所撰写的《水经注》内容特别丰富，资料特别翔实，牵涉到的地域也特别宽广：北起阴山、南达汉水和淮水、西至华山、东到山东半岛。在这些地区，有亲自调查考察累积起来的笔记，也有前人文献中整理出来的论证。至于绝大部分的南方资料，则全部采用前人的记载，经过校勘以后整理而成。
这本花去郦道元毕生心血的专著《水经注》，共计40卷，约30万言，记述了大小河道计1252条。使原先仅记述137条河流，仅一万余字的《水经》扩大了20余倍。所以《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比较系统地采用了以水记山、因地记事的写作手法，探究了祖国大地上河道的源流及其变迁的情况，这里包括了水文学、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书中还历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经济生活、前朝古迹、奇闻逸事之类。所以，《水经注》确实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不可多得的世界名著。甚至有不少篇幅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而涉及到其他学科。例如，有关湖南湘乡石鱼山的鱼化石（埋藏于当地第三纪地层中）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鱼类化石材料中比较早的纪录，受到古生物学家们的重视。
郦道元的研究工作与写作态度都极为严谨、认真，他经常根据确凿的材料，订正了前人的记述错误，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例如，提到有关陕北黄河段（今黄河故道）时写道：所谓“悬水百余仞，水涌起方数十丈”的情景，并不是秦始皇铸铜人沉没于此处所致，而实际情况诚如《史记》中所说的，在魏文侯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此间发生强烈地震，虢山崩坍，堵塞河道所致。这一科学论断，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讹传。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并不是单纯做河流的描述工作，而更重视水利工程，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例如，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战国时期的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希望国家今后对水利工程给予重视，因为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他的见解，和我们经常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语多么相似。由此出发，郦道元还进一步阐述农产品加工、煮盐业、酿酒业以及冶炼业等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都作了一定篇幅的论述。
至于《水经注》中对山河胜迹的描述，简直是一部绝妙的旅游文学的著作。例如，众所周知的三峡风光的那段文字，早已脍炙人口。就连描写北方农村质朴淳厚的生活画卷，也如一篇明快的散文诗，令人如醉如痴。例如在阳城淀（即今河北安新县的白洋淀）（《水经注?滱水注》）一节云：
“博水……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瀦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筍是丰（非但蒲筍之类的水草十分丰盛），实亦偏饶菱藕（同时也遍布菱藕）。至于娈婉丱童（天真活泼的孩童），弱年崽子（少儿幼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有的单独划着小船去采菱，有的则几只船联合起来去摘荷莲）。长歌阳春（春日放歌），爱深绿水（深深地爱上碧水），掇拾者不言疲（采摘者不感到疲劳），谣咏者自流响（歌唱者颇为自得）。”
在郦道元笔下，当年白洋淀的农家乐跃然纸上，诚如一首美妙的田园交响诗。
据目前资料考证，郦道元真正坐下来潜心著述《水经注》，大约在宣武帝四年（515年），即从东荆州刺史卸任以后，回到家中，花了几年的执笔时间就完成了，时年约在50左右。当然，这本书的腹稿早已酝酿了。
郦道元一生中，还写过《本志》13篇及《七聘》等书，可惜没 流传下来，也不清楚其中的内容了。
当他完成《水经注》以后，还曾出任河南尹，这是当时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相当于今日的首都市长）以及御史中尉，负责监察朝廷及地方上高级官员的廉政问题。
当时正值胡太后专权，皇帝的兄弟与亲族们滥用职权，为非作歹，国家与老百姓都遭到莫大的祸害。而郦道元的刚正不阿的性格驱使他不畏强暴，敢于挺身而出与皇帝据理对抗。皇族们对郦道元“敢于犯上”的行为深恶痛绝，把他视为眼中钉。当时，适逢雍州（今西安市）刺史肖宝夤叛变，皇帝就借机指派郦道元前去镇压。当他来到阴盘驿（今陕西潼关县东）时，叛兵将郦道元围困起来，断粮断水；而朝廷又故意不派兵前往救援，在此困境中，郦道元被叛军俘虏，壮烈牺牲。
郦道元死后不久，国内政局大乱，北魏的统治也摇摇欲坠，于公元534年终于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并存的政权。
郦道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道德和文章名垂青史，为后人所钦仰。特别是他的《水经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地理学名著，也是一部难得的旅游文学巨作，留传千古！